事的年纪了。”他指了指报纸的小标题，让我凑近了看——“莫斯科昨日隆重举行和平劳动节65周年纪念庆典”。

“这个庆典，我也参加过好几次呢，”他朝我笑了笑，“那个时候的阵仗、排场，比现在大多了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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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斯科五月节的周年庆典比任何别的节日都要隆重而盛大。红场阅兵仪式的一周前，圣瓦西里主教堂就已经挂上了画着锤子和镰刀的，庄严的苏维埃旗帜；克里姆林宫的正门前，立起了足有两层楼高的马克思、恩格斯雕像，而另一侧墙则挂着饶勒斯与列宁的巨大红底画像。日历上，整个五月被标记成了红色——伍秀泉到莫斯科刚满半年，从没见过这样热闹非凡的景象，心情除了新奇，更是说不出的激荡，连早晨背诵俄语单词时，也像小鸟一样和刘博兼叽叽喳喳地讲个不停。

“书记，你看到了吗！”小少年手脚并用地朝刘博兼比划，“步兵联队的装甲车连轮子都有这——么宽！”

刘博兼看着他脸上因兴奋染上的红色，只觉得连心中的忧虑与烦躁都消散许多：“明天旅莫支部也会组织工人游行。我也在，你去不去？”

“真的？”少年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，“我去！我去！”

“好，”刘博兼笑着点头，从兜里掏出一颗“伊里奇”硬糖，放到少年手中，“但你要答应我——明天人会很多，你要时时跟紧我，不要被挤到队伍外面去了。”

五月节的当天，莫斯科已经是一片红色的海洋，连东正教教堂的圆顶上都披着沉重的红色帷幕。不到八点，沃尔洪卡大街上的工人们就已经开始敲锣打鼓了，“万岁，万岁，万岁，苏联万岁！打倒资产阶级专政，无产阶级专政万岁！”人们在伍秀泉的宿舍楼下整齐地喊口号，他推开窗户，发现刘博兼正站在离游行人群不远的街对面，一身戎装，朝他浅浅敬了一个军礼。

少年急匆匆地披上衣服、蹬上鞋下了楼，以至于小跑到刘博兼面前站定时，连头发都还是乱糟糟的。

“小伍同志，”年长者笑着揉了揉他的乱发，“你这样，倒真像个闹革命的。”

他们绕开拥挤的人群，沿着莫斯科河岸的小路前往红场。

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一批拉着红色横幅的工人，为首的女工正在大声朗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：“……我们遵照铁的誓言，可以上十字架，可以冒机枪扫射，绝不后退……实现一个大同的人类社会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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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边的游行队伍则在大喊：“实行列宁遗嘱，反对独裁——”

“……我们血管里奔流的不是水，而是血。迎着枪口的狂吠，我们挺进不歇，”女工人提高了嗓音。

“反对独裁！恢复党内民主——”反对派的声音也更大了。

“为了死后也能化为轮船、诗篇和其他长久的事业！”诗歌的最后一句，她几乎是怒吼出来的。

诗歌的声音与反对的口号混在一起，每一个声音都竭力想盖过另一个，而远方救世主塔的钟声将他们所有人的声音衬得微不足道。

“不要停下，”刘博兼抓着伍秀泉的手腕快速穿过他们，“我们的队伍在另一边。”他们来到广场的另一端，和集会的中国同志们汇合：比起苏联人，他们的人不算多，但不止留学生：那些在远东铁路工作的华工，还有一些驻外的、西装革履的记者也都来了。刘博兼和队伍领头举横幅的那些学生简单交谈了两句，便带着伍秀泉加入了游行者前进的队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