利时军队用过，沙俄帝国军也短暂用过。后来革命成功后，我们红军就不再用了。”

“拿来干什么的？”

“这是拿来认死人的。”他简短地作答，然后，把目光投向远处白色的岩岸。

他们两人都不再说话了。伍秀泉把那块金属牌从他手里拿过来，从上衣兜里拿出手帕，将它小心包好，挖了一个沙坑，小心翼翼地连手帕一起埋了进去。他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淹没了：那是个军人，也许是沙俄的帝国军，但总归和自己、和刘博兼一样是个军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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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妻儿，父母，或许还在哥萨克的某个村庄里等着他回家，可他的尸体已经永远消失在这片湛蓝的海水中了。

9.

每年除夕和春节，我和秘书同志都是和首长一起过的。我家太远，回去一趟不方便；秘书同志听说是孤儿，没地方可去，于是也留下陪首长一起。一开始我们都还有些拘谨，后来也习惯了，再加上首长话密，又从不拿领导架子，吃饭的氛围其实很轻松。

吃完饭，外面院子里传来了喜庆的鞭炮声。我们坐在客厅里，继续听首长聊他以前的故事：“二九年我调去了远东，直到三一年，都在伯力的苏联边疆保卫局工作。”

“那是哪儿？”这个地名我听都没听说过。

“离东北很近。”秘书同志回答了我的问题。我们像首长的两个学生，只不过我是成绩差的那一个。

“嗯，离边境很近。”首长点点头，“当时我在局里有工资，业余时间也给宣传部门翻译报刊赚些稿费，生活比起很多人都算是富余的了，久了我还攒下一笔不少的存款。那时候，我有不少中国同事们都和当地人结了婚，就没再回来了。”

“——不过，一九三一年，我正是二十出头的年纪。苏联当时安排我在伯力坐办公室，那我怎么甘心？更何况国内的革命也正缺乏人才”，他端起茶杯，润了润喉咙：“但是，苏联方面却一直不肯放人。我回国心切，就找了个借口，说女朋友来了莫斯科，我要去探望。然后嘛——”首长狡黠一笑，“钱和衣物什么都没带，我就这样‘金蝉脱壳’，偷跑回国了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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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初，被选入远征部队作为随军翻译前往中东铁路时，伍秀泉以为这只是一次短期作战任务，还安慰刘博兼不要为他担心；然而，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远征军解散，将他调动到伯力时他才明白，短时间内，他们二人很难再见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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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话讲，苏联边疆保卫局的待遇并不算差，一个月能拿270卢布苏联人对他们一向大方，除此之外，翻译文章一类的活也能挣不少钱。但是，处理堆积成山的公文、审讯几千个东北军战俘，这些都是极其耗费心力的工作，偶尔还要面对自己的良心。至于发往莫斯科的每一封工作调动申请，基本都石沉大海，再无回音：对此，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。伍秀泉很快就把暑假在阿纳帕攒下来的那点脂肪消耗完了，看起来竟然比以前还瘦。

六月的最后一个周，伍秀泉终于清点完了苏军从东北县城收缴来的公文卷宗。结束了繁重枯燥的工作，他拖着一身疲惫回到职工宿舍。

门口传达室的老先生是个朝鲜族，俄语说得不大灵光，见到他便朝他喊：“皮达可夫，有人在楼上等你！”

“什么？”他没太听懂老人模棱两可的俄语。

老人指指他，又指了指楼上：“有人来了，楼上。”

说完，他咂着烟斗弯下腰去翻找伍秀泉的信件，而等他找出那几封盖着莫斯科邮戳的信的时候，传达室早就没有年轻人的影子了。

“真够急的。”老人干眨了眨眼，说了句朝鲜话，把信又讷讷地放了回去。

宿舍的旧木门被伍秀泉砰地一声推开，年轻人喘着粗气看着坐在他书桌前的人——不是他日思夜想的恋人又是谁呢？

刘博兼笑吟吟的看着他：“怎么老是这么急？”

“你怎么来了？！”伍秀泉怀疑自己在做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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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在伏龙芝的工作结束了，来看看你。吃饭没有？”不等年轻人回答他便又接道，“看你这个样子，肯定没有。”他从桌上带来的牛皮纸袋里翻找，掏出了那个伍秀泉无比熟悉的铁皮饭盒，“我带了饺子，还是温的。伯力的梁同志家里人包的，知道我来，特地送过来的。”

伍秀泉还在愣在原地，一声不吭地盯着刘博兼，眼圈甚至逐渐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