报,汪梵夕、赵述之这些同志,已经被关进了黑牢……我找过很多人,可没什么用。这是斯大林同志的直接命令。你还记得你的那个俄语老师伊万诺维奇吗?”
“他怎么了?”伍秀泉声音有些抖。
“他被当成‘托洛茨基分子’,秘密流放到阿尔泰的金矿了。”
伍秀泉当然记得伊万诺维奇。消瘦,金发,冬天里穿着一件破烂的棉夹克。他是个和气的教书匠,从不谈论政治。他不知道为什么伊万诺维奇会是犯罪分子,他看起来连鸡都不敢杀。他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,顺着脸颊,滴在手背上。
刘博兼抬起手,用指腹擦干青年脸上的泪。他浓黑纤密的睫毛被泪水沾湿了,纠结在一起,让刘博兼想起很久以前的五月节。他很少哭,然而每一次都是为了别人。他握住青年的手,越握越紧。
他们无言望着面前川流不息的阿穆尔河。而再向南延伸几十公里,这条河就会被当地人称为黑龙江。那是他们二人祖国的方向。苏联人和东北军曾在那里为了一条铁路的控制权打仗,而和他们一样黄皮肤的人则因此失去了家园。
“那你呢……不回莫斯科,你要去哪?”青年垂下眼眸,抽了抽发红的鼻尖。
“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,”他蹲下,扶着青年的膝盖,直直望着他的双眼,“……下个月,我就要回国了。组织上派我去江西的红一方面军工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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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红着眼眶,牙齿紧紧咬住下唇。他在忍着让眼泪不要再次流下来。过了良久,直到眼泪艰难地克服了重力,伍秀泉才对恋人挤出一个微笑:“……我们会再见的,对吧。”
“对,我保证,”刘博兼的那双大手重重地按在他膝盖上,“我们一定会再见。”
然后他们用了一整个周末的时间做爱。在走廊上接吻。从早晨到晚上,光裸着身子,在书桌上,淋浴间,地板上做爱。床单上沾满精液和汗水,也许还有伍秀泉被干得失神时漏出的尿液。这很不审慎,很不端正:但他们审慎而端正的时间太长了。刘博兼的工作时间是一天十四个钟头,而伍秀泉的拉练要求人每天在雪里走七十公里。革命者,为了他们颠覆性的力量,必须保持纯真的严肃;可是作为一个人,生活需要杂质,盐粒,和小麦酿的酒。
星期一的早晨,青年军官与他的爱人在伯力中央火车站的站台上告别。
他从牛皮纸袋中拿出一条叠得整整齐齐的灰色围巾,郑重地交给临行的人:
“书记,这条围巾,现在轮到你保管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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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三一年。立夏。呼伦贝尔大草原。
一轮明月此时悬挂在中天正北,夜星下,一辆驮干草的马车正沿着额尔古纳河缓缓前行。
车厢里,一个穿黑色布衫,做伐木工打扮的年轻人正躺在干草堆上,目送着随着马车前行,轮廓越变越淡的苏联哨卡。马蹄声哒哒,那些建筑群越来越小,最后连高耸的东正教教堂穹顶也消失在地平线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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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见了。他在心中默默地向这一切道别。
“老乡,”青年探出头来,“我们什么时候到?”
“快了!”马夫没有回头,只是抽响马鞭,加快了速度。
清晨时,马车停在了满洲里近郊的一处俄罗斯民居外。赶车的人朝里头吆喝,把青年交给了房屋的主人——一个胖乎乎的俄罗斯妇女,之后便径直赶车走了。女人引着他进屋:原来,这里是苏联的一个秘密联络站,主要的工作就是以侨民的身份作掩护,负责接送这些来往中苏地区的革命者。
“小伙子,你先休息休息吧,”俄罗斯妇人对风尘仆仆的青年说,“明天一早再出发也不迟。”
“谢谢您的好意,太太,”年轻人微笑着道谢,“但我不休息了,今天就得走。”
他一夜未合眼,此时眼下青黑,面带倦容,然而眼神却依旧明亮,坚定,透出一种温和却难以撼动的色彩。
见他这样,中年妇人无奈地摇摇头,朝里屋喊:“热尼娅——”